我们常感叹世事无常，可无常就是这个世界固定不变的规律，万事万物终究是在不断变化的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确定的。我们遇到的人和事，并非都是自己所能掌控的，也无法精准地预见，这就是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质。面对世事无常，我们要明白，在能够控制和不可控制的事情之间，我们应该关注那些自己能控制的。这里面有一种起源于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的哲学思想，即有勇气去改变可改变之事，有度量去容忍不可改变之事，有智慧去区别以上两类事。

梁启超倡导“三大革命”：诗界革命、文界革命、小说界革命。1902 年，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」的发表标志着梁启超正式提出了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口号。这篇文章竭力强调小说的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，认为小说是“文学之最上乘”，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”，“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，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说始”，把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、改良群治紧密联系起来。由此引发的“小说界革命”虽成绩不大，却对进一步提高小说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

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科胡特，创造了两个充满诗意的句子：没有敌意的坚决，与不含诱惑的深情，前者教人如何拒绝，后者引领我们如何去爱，这二者都暗含清晰的自我。我拒绝你，但不是因为你错了，更不会带有责备与憎恨；我爱你，也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更不是要你回报什么，仅仅瞩目于纯粹的爱。要做到这两点，关键都是：本真、自然，先接纳了真实的自己，而后能面对别人的真实。

著名政治家本杰明·富兰克林在十几岁时写作非常糟糕，后来他采取了个措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甚至成为了「独立宣言」的起草和签署人之一。他找了几篇优秀的文章，写下一两个能表达某些句子关键内容的词。然后，他试着以这些关键内容为线索，依靠自己的头脑来重新创造句子。通过将自己的句子和原句进行对比，他可以看出原句比他的句子好在哪里。本杰明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这种技巧。渐渐地，他发现自己可以对原句做出改进了，写作能力也提升了！

所谓“避讳”，是指人们在说话或者写文章的时候不能乱用、乱写，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时，必须设法避开，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，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、改写。人物姓名的避讳，主要有三种：一种是对于皇帝的名字，所有臣民都要避讳，这叫作“国讳”，也叫作“公讳”；另一种是对于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，全家后代的人都要避讳，这叫作“家讳”，或者叫“私讳”；还有一种是对于既非皇帝又非尊亲，而是周公、孔子一类圣人的名字，也要避讳，这叫作“圣讳”。

生物学家通过对选定的生物物种进行科学研究，用于揭示某种具有普遍规律的生命现象，这种被选定的生物物种就称为模式生物。这些生物能让生物学实验变得更加简单，而且容易重现，此外它们对环境和人体都没有较大的危害，不至于在试验中对实验人员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。每一类生命，都有自己的模式生物，除了代表昆虫的果蝇，还有代表哺乳动物的小鼠，代表鱼类的斑马鱼，代表细菌的大肠杆菌，代表真菌的啤酒酵母，代表病毒的噬菌体，代表低等无脊椎动物的线虫，代表植物的拟南芥等。

在英国，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台长会被授予“皇家天文学家”的称号，在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去世后，他的助手埃德蒙·哈雷接任这一职位。哈雷在天文学上建树很高，为了纪念他，一颗彗星以他命名，叫做“哈雷彗星”。其实，哈雷深受牛顿理论的影响。在 1684 年，哈雷曾去拜访牛顿，就引力以及引力和彗星之间的关系与他进行了讨论，哈雷亲眼看到了牛顿的能力，后来，他甚至个人出资帮助牛顿出版了《原理》一书。

凶犯作恶往往都有动机，但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很难为每一种邪恶和残忍找到动机。我们通常认为，恶必有歹毒之念，即一个人作恶肯定是他人性本怀，有着魔鬼的思想。但阿伦特通过「平庸之恶」告诉我们，恶无须有特别的动机，恶的动机是普通人都会有的七情六欲。“我们不能把恶的行为只是当作人性内在败坏的外部表现，而是应当认清，恶是具体个人实实在在的社会和政治行为。”即一个人可能没有魔鬼的思想，但他却可以有魔鬼的行为。

阅读可以是个人化的，也可以是公共的。个人化的阅读与他人无关，但公共性的阅读却需要交流。交流难免出现分歧，这种分歧或许不是来自我们对文本意义的分歧，而是来自于重要性认知的不同。文本的意义是稳定的，但它的重要性却会因读者的不同兴趣和关心的问题而变化。重要性不同于意义，它与思考、判断和致用有关。比如对同一本书有不同释义的人，经常不是因为对书的意义有分歧，而是因为对书的重要性有不同看法。即，不同的读者会在同一文本中发现不同的“重要东西”。

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1.人口总量包袱期。经济发展初期，人口过多，大量贫困人口无法摆脱贫困陷阱，经济难以起飞。2.人口红利期。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形成了就业人口红利，使得经济能够快速发展。同时较高健康水平和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也促进了经济发展。3.老龄化挑战和人力资本红利期。人口红利效应逐步减少的同时，由于教育、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，将会带来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红利形式，即人力资本红利（教育红利和就业红利）。

我国的大象大致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徙，其中原因一是气候冷，二是大象与人“搏斗”失败了。它与人类的“搏斗”主要表现在三方面：1.农民清理土地用于农耕，从而毁坏了大象的森林栖息地。大象可利用的资源日渐萎缩。2.农民为保护庄稼免遭大象的踩踏和侵吞，而与大象“搏斗”。3.为了某种利益而猎捕大象。或者是为了象牙和象鼻而猎取大象，或者是为了战争、运输或仪式所需，而设陷阱捕捉大象并加以训练。在以上的情况中，栖息地被毁是要害所在。

此句出自亚里士多德的「尼各马可伦理学」，尼各马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儿子，此书就是献给他的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一只燕子的到来，或是某一天很热，并不能说明夏天已至。那么推而论之，一时的喜悦也并不代表真正的幸福。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，小孩子由于心智未全，人生阅历不够，没有感受到幸福的能力，因此他们不会感受到幸福。他认为真正的幸福需要更多的人生阅历才能体会。其实这句话也可以拿来谈论人生的其他方面，比如，一时遭受的痛苦并不代表我们人生的失败与生命本身的沉重。也许，夏天还没来呢。